大家知道药物上市前通常有三期临床试验，在加速审批制度出现之前其实只有三期临床是真正的大考。一二期主要是为了排除三期临床成功率较低的药物，尤其是耐受性较差药物。2006年FDA曾出台了一个0期临床指导原则，主要是因为当时新药产出处于历史低点、FDA想通过这个政策提高新药上市效率。当时的0期临床建议使用治疗剂量1%左右的所谓微剂量，所以对药物生产要求较低、患者受伤害风险也较小因此临床前数据可以适当放松。如果药物首次在患者使用产生预期的靶点活性则进入传统的临床开发、否则可以及时止损。
艾伯维的PARP抑制剂Veliparib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药，完成了第一个肿瘤药物0期临床、结果发现低于治疗剂量的Veliparib显著抑制肿瘤PARP活性。但这个成功似乎对Veliparib开发进程影响不大，在PARP领域的竞争一直处于落后位置。尽管有了人体的药理数据增加了前进信心，但还是要跑完上市要求的一二三期临床。如PARP竞争最后所显示，适应症和应用场景的准确选择是更重要的决策点。加上后来AA通道的盛行0期临床很少有人去做了。
此番PARP抑制剂重操旧业开始0期临床有其特殊原因，与当年Veliparib观测外周药物浓度和活性有重要区别。GBM是个高难肿瘤，几十年来除了DNA甲基化制剂TMZ外没有新疗法上市、这与现在其它肿瘤大量新机理疗法井喷式上市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原因是GBM药物需要进入中枢、但多数抗体甚至小分子抗癌药无法做到。另外GBM是个高度异质性肿瘤、说不上贼头是谁，所以可能需要非靶向疗法。GBM临床开发也很麻烦，PFS、ORR这些代替终点与OS相关性极差、增加三期临床失败风险。虽然很多新机理药物可能在GBM有效但选拔机制却不健全，加上GBM发病率并不高、如果患者没有足够信心受益也不愿参加临床试验，更放慢了新药选拔速度。这与2006制药业遇到希望之星很多、真正球星很少的整体情况类似。
分子机制上PARP抑制剂抑制DNA修复，与TMZ、放疗这两个GBM支柱疗法诱导DNA损伤形成夹击之势，一边放火一边设置路障阻止消防车来救火。今天这个临床的药物剂量就是卵巢癌的治疗剂量、并非微剂量，给患者更多受益机会、令招募更容易。所以虽然试验终点是肿瘤药物暴露等药理指标但更像是一个一期临床，延申阶段的终点就是PFS。0期临床虽然买账者不多，但在GBM这种高难度肿瘤面临大量新机理药物选择困难时还是一个重要筛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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